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研究拉美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转型的学者施米特首先提出“转型学”（transitology）这一概念。“转型政治学”遂成为跨学科的理论学科。“转型政治学”即转型期政治学，它运用政治学、社会学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来考察某个国家从传统体制向现代化的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及相关的思想文化现象。它以研究某一国家在现代化中的政治变迁与发展路径为基点。

综观当今世界上现存的主要转型模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南欧模式和东欧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拉美模式，区域内国家在民粹主义政治与军事政治的冲突中演变；东亚模式（亦称“四小龙模式”），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立中，权威政治转入党派民主政治竞争；南欧模式，欧洲资本主义背景下，成熟的权威主义过渡到党派民主体制；东欧模式，通过激进的方式，即经济与政治的“休克疗法”，实现一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政治转变。

中国的转型模式，具有不同于既往四种模式的特点，是在社会主义执政党的主导下，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并逐步走向全能型的权威主义。中国转型模式是一种渐进演化的模式，是在权力体制没有经历“****”风暴的条件下，发展变革起来的新结构。

回顾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从辛亥****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历程，更有益于我们客观地总结当下转型期的经验，冷静思考如何突破目前转型的困局，积极探求转型的有效路径。

从公元前二世纪秦始皇创立封建帝国，到上世纪初大清王朝覆灭，封建专制统治中国两千余年。明朝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专制极致，思想僵化，文化禁锢，经济衰败，帝国没落。到了清末，世界日新月异，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新思想、新文化、新体制、新技术层出不穷。中国与世界隔绝，帝国穷途末路。社会精英、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交锋对峙。呼唤“转型”，呐喊“****”。辛亥年于无声处听惊雷。

此启的百年，可谓三分汉青：从1911年到1949年，运用“****”的方式，实现民族独立，民众解放。从1949年到1978年，经过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文化****，艰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径。从1978年到目前，通过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渐进式的推进社会经济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辛亥****，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可谓烽火连天，“战祸”不断。第二个“30年”，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探索“经济建设”的道路。虽有成绩，但更多是天灾人祸叠加，错误失误不断。第三个“30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解放生产力，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总量双双跻身世界前三甲。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百年轮回。而如今，中国社会转型，不再是昨天的重复。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今非昔比，国内社会形势和经济体制出现新的格局。中国跃入世界大国，但走向强国之路还将漫长；经济持续增长，但科学发展任重道远；社会进步显著，但与民主社会尚有较长的距离；人民迈向富裕，但与幸福还有不短的路途。

从国际全球化的视角论，我们融入世界政治和经济生活，既需要热忱，更需要冷静。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道路漫长，即使经济总量雄踞全球第一之日，人均GDP和经济质量与“第一”还将遥遥相距，切不可麻木乐观。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从边缘到中心，需要过程；从中心升核心，需要抗争。从哥本哈根对抗，到中美、中欧贸易摩擦，传统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冲突正在加剧。围剿与反围剿，制裁与反制裁，这是生存的哲学。几度G20峰会，中国的话语地位在提升。今年的峰会，重大议题仍存纷争。人民币贬与升，美国国债减与增，欧元废与存，需要论证，需要权衡，需要实践检验。

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需要理解支持，渴望和平稳定。中国属于新兴经济体，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及示范作用巨大。中国的社会转型，既要正视“中国威胁论”对中国转型国际环境的副作用，又要正视“中国毁灭论”对中国转型国内民众热情的挫伤。

当下中国转型面临两大方面的深层问题：一方面结构性矛盾加剧，城乡差距扩大，二元对立，贫富两极分化，基尼系数高挂。另一方面制度缺陷突显，社会公平效率失衡，制度有效监管缺位。如果这些深层问题与改革中的深层次的矛盾相交汇，则未来有可能产生新的严重危机。对此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应对，切实化解。

从国内现代化的角度论，中国社会转型着力四大方面的建设：

首先，着力转型期的政治文明建设，强化制度公平与完善。

社会文明是政治文明，物质文明，文化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体。我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富裕指的是物质文明，民主指的是政治文明，文明指的是文化文明。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政治发展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两个方面。建设政治文明，要按照社会生活的规律，全面推进社会民主法治的建设。

专制思想沿袭的制度，与民主难以融合；计划经济下创设的制度，与公平尚有距离。民众权力的回归，政府观念的转型，是制度层面的当务之急。公民平等权利需要制度保障，人人受尊重需要举措到位。民众利益的回归，财产权利和收益权利需要切实的保障，人人享有国民待遇需要有效的兑现。只有切实解决制度层面的公平问题，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结构性冲突。

监督制度的缺位，是国家制度体系建设解答的命题。完备的监督体系和有效监督执行，是惩治权利滥用、官员专横、腐败蔓延的良方。

其次，着力转型期的文化文明建设，强化转型期的意识形态的效能。

建国以来，我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合法性基础，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以前），以平均主义为理想价值观。追求平均主义的终极目标，以不断****意识形态为合法性。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从改革开放到2004年，市场经济列入宪法前），追求经济与发展绩效的价值观。实践真理、初级阶段、三个代表，均体现为对实际效果的追求。市场经济初期（2004年至今），以追求公平与效率为价值观。从追求发展实效到追求全体民众的信仰价值，和谐发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主张自觉地律己，强调对于人文秩序的重要性。《荀子》的：“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为，为则强”，强调了正义公平价值的社会效果。

春秋百家争鸣，思想纷呈，文化繁荣，中华民族千年思想颠峰。圣杰们伟大思想光辉传承两千年而不衰。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空前繁荣，先贤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旗帜百年弘扬。民族的思想宝库，是民族巨大的精神的财富。转型期的意识形态建设，对传统文化需要扬弃并举，凝聚民族精神，产生新的信仰，使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发展到新的境界。山高人为峰，新的时代，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呼唤文明古国，再攀人类文明的新高峰。

第三，着力转型期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确立均衡发展与和谐发展的价值观。

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均衡发展；区域经济、园区经济、产业社区集约化发展；政府与民众均衡利益；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是“十二五”规划应当破解之题。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人与社会的和谐相融，都是转型社会的追求。

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注重小城镇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改革开放30年，中国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已进入发展的阶段。现在每年大约有18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在10年内，城市人口将增加至9亿人，超过农村人口。国家已提出2020年实现城乡统筹一元结构的目标，中国将进入基本实现城市化的阶段。届时，中国将从乡村社会步入城市社会。城乡统筹，一体发展。东部、中部、西部、东北，总体注重均衡。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有两大冲突的矛盾需要协调解决。一是农业人口的非农化。把目前7亿多农业人口，基本转化为非农人口。农民劳动力的移转，就业、安置及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二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土地流转，保障城市化过程中各类建设用地的需求。这就需要解决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两个端点的经济交往和要素流动关系。这涉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关系，农村土地流转与城市化的关系。

第四，着力转型期的经济质量建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经济结构调整。这既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经济结构调整，标志着国民经济发展理念的整体创新和经济发展路径的战略转变，意味着科学发展观实现路径的全面调整。从投资出口拉动增长向内需拉动增长调整。近几年来中国出口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人民币存在升值的压力，资源瓶颈问题严重，出口导向型模式难以维持。今后经济模式将向内需拉动增长转移。

五千年文明古国，悠悠岁月，昨天令人骄傲。然而，昨天已很久远。今天，现代文明召唤我们拼搏与跨越。两千年前百家争鸣，思想繁荣，昨夜星光灿烂。新时代，新世界，新文化，新思想，我们难以安睡，我们怎能高枕！

百年中国，艰难曲折，追求民主和科学，一部民族奋斗史。从专制王朝的落幕，到民主精神的探索。我们从黑暗中走来，我们从蒙昧中醒来。30年改革开放，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探索前行。经济腾飞，社会繁荣，文化多元，网络冲破禁区，社会监督探寻路径。但社会公平失衡，制度效率低下，多重社会矛盾突显。

中国社会转型任重道远。全球金融危机给传统经济体沉重的打击，新兴经济体在困局中更有发展的机会。我们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和谐，在和谐中求圆融。我们用智慧和汗水开启新的纪元，让社会文明又民主，让经济增长又发展，让人民富裕又幸福。

社会转型，告别昨天，我们与旧体制、旧理念分道。

社会转型，开拓明天，我们与新制度、新文化拥抱。